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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鹏初识毛泽东周恩来陈云

2018-11-28 15:23:35

李鹏:初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云

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李鹏在他的《李鹏回忆录》一书中,曾记录下了他与毛泽东、周恩来和陈云等几位开国元勋初次见面的情景,这几次见面极其平常,却又意义深远……  次见到周恩来  1940年秋季,我(本文作者李鹏)正在育才学校读书,突然接到通知,要我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,准备去延安。我从学校步行到草街子码头,坐船到北碚,正好我的母亲也从对岸的黄果树来接我,我们会合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前往重庆。  我们先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,在这里,我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,我们这些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“周伯伯”和“邓妈妈”,这是我次见到周伯伯。 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,对邓妈妈说: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,越长越像硕勋了。邓妈妈说:我看更像君陶。大家哈哈大笑。这时候,周伯伯看到我有一点驼背,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,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。他对我说,可不要驼背,要挺起胸膛,这样身体才健康。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,因为后来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见面的时候,他都要看看我是否还驼背。  有一天,周伯伯问我: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?我说在社会科学组。他听了以后,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《新华》,叫我把社论念一遍。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。他说: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?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,都是比较中肯的。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。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,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孩子,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。这当然是误传。  到了20世纪90年代,我们在北戴河休息时,我和朱琳看望宋平同志和他的夫人陈舜瑶,当时陈舜瑶问我:近出版的《延河之子》那本书内容符合事实吗?我说:基本符合事实,因为书中有关我的内容大部分是我口授的。她又笑着说:那你就是当年在曾家岩的那位小同志了,大家都说你背马列倒背如流。我解释说:那是误传,我当时只不过是念了一篇《新华》的社论和归纳了要点罢了。  我在曾家岩安定下来后,母亲就回北碚了。我被安排住在办事处一位同志的房间里面,我们俩挤在一张双人床上。据我的记忆,当时有很多知名人士都在那里,如徐冰、张晓梅夫妇。徐冰解放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,张晓梅则成为邓颖超的得力助手。还有宋平和陈舜瑶夫妇,宋平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,后来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和新华社工作。乔冠华的夫人龚澎也在那里,据后来陈舜瑶告诉我,当时乔冠华不住在曾家岩,而是在市内另租有住房,不过当时他定期为重庆《新华》撰稿。此外还有陈家康等同志。我在曾家岩住了几天,就看到许多统战工作对象和重庆的民主人士纷纷来拜访周伯伯。有一次,我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、阳翰笙、田汉、冯乃超等人,聚集在周伯伯和邓妈妈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,一起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。周伯伯还特别向郭沫若介绍了我,说:这是李硕勋的儿子,叫李远芃,在育才学校学习。郭沫若和我父亲很熟悉,北伐战争时期,郭沫若是总政治部副主任,我父亲是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,他们经常来往。  与陈云见面后,他回忆起我父亲  1941年3月,我刚到延安后不久,陈云就派他的警卫员将我带到他住的窑洞,他和李富春住的窑洞相距不远。陈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组织部部长。  陈云见到我以后,要我坐下,同我谈话。陈云回忆说,1931年顾顺章投敌叛变,顾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,因此凡是和他有过交往、接触较多的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同志,都有危险。当时的江苏省委就设在上海,除领导江苏省的工作外,还要领导上海党组织的工作。鉴于当时局势十分危急,中央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这些同志撤离上海,周恩来就离开了上海,到了中央苏区。  陈云接着回忆说,在同年5月份的一天,他和我的父亲李硕勋,还有王明、潘汉年等同志约在一起,进了一家小饭馆,在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坐下来,吃了一顿饭。陈云同志当时还嘱咐大家:为了革命的胜利,大家一定要保重,我们要看一看,今天在座的我们四个人,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!饭后,按照中央的指示,大家分头撤离,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。  陈云十分惋惜地对我说:如今,王明、潘汉年和我都还在,唯独你的父亲在海南岛牺牲了。  关于四人相聚的这件事,我在延安的时候也问过王明。王明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统战部部长。王明也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,和陈云讲的是一致的。但令我遗憾的是,在延安我始终无缘见到潘汉年。  毛泽东说:这个娃娃了不起  1942年的秋季,我已经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转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,校址在延河东岸原中国女子大学的地方。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,我从延安大学出发,步行前往杨家岭。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,也是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。  我跨过几个山湾后,来到了杨家岭。我先去找蔡畅同志,但她不在家,我就去找陈云同志。我和陈云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,天色已近黄昏,陈云说:我们去吃饭吧。  根据中央的规定,在延安有三种伙食标准:一种叫大灶,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所吃的;第二种叫中灶,是供一般负责干部吃的;第三种叫小灶,是供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。  中央领导同志虽然在小灶吃饭,但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:一种方式是由勤务员把饭菜打到自己的窑洞吃;另一种方式是领导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。  陈云带着我来到一座两层建筑前,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所在地。这座建筑的上层是中央开会和中央办公厅办公的地方,下面一层就是小灶食堂,同时也是中央召开参加人数较多的会议的地方。  我们进入小灶食堂。食堂内摆设了若干个小方木桌,每个方桌配有四个座位。我就靠近陈云旁边坐下来。当我们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,毛主席和江青进来了。陈云见后赶快站起来打招呼,我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。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,毛主席坐在我的对面,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。毛主席看了看我,问陈云:这个娃娃是那里的?陈云介绍说: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,他的父亲是李硕勋。听了这个名字,毛主席想了一会儿,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。陈云这时马上补充道: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。当听到世炎的名字后,毛主席兴致高了起来,他说:世炎啊,我们熟得很啊,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,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,不过,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,而我是搞农动的。  这时毛主席又仔细打量了我,停顿了一会儿,他说: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,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,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。陈云说:是的,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。这时候毛主席又转来问我: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?我说: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。他又问道:你看小说吗?我说:看。他问我:看什么小说?我回答:正在看《三国演义》。毛主席问:你对《三国演义》的那一个人佩服?我脱口而出:曹操。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,就追问我:为什么呢?我就说:曹操能团结干部。毛主席说:那你举个例子。主席在等待着我的回答。我说:官渡大战后,曹操取得了胜利,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高官和谋士的书信,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,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,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。听完了以后,毛主席点头称是。他对陈云说:这个娃娃了不起,要好好培养,将来一定是个人才。  江青听说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学习过,她很感兴趣,问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况,我一一作答。  毛主席和我这次谈话虽然简单,但是含义深刻。十月革命以后,建立了中国共产党,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不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。周恩来、赵世炎等同志是从工人运动搞起,在大革命时期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,取得了胜利,建立了上海市临时革命政权。蒋介石到上海后,叛变了革命,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大屠杀,造成大批共产党人牺牲,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惨案。我的五舅赵世炎也在此后英勇就义。而毛主席呢,他在看到南昌起义失败后,就上了井冈山,创建了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,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,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。 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,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,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忘,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,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,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。关于《三国演义》的那些评论,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,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。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,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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